我的2000年開始旅行

昨天有機會再讀了一次柯裕棻的〈台灣的未來〉，其中曾經提到：

我想，也許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之間出生的年輕人是台灣的黃金世代。他們的特色是心思細膩、反應敏捷。這一代的年輕人成長於台灣局勢最和平物質最豐盛的二十年，這是台灣前所未有的社會條件，家庭電腦設備普及，網路流通使他們勇於發言不害怕異見，政治的不公不義減至最低，文化發展開始多元且蓬勃，全球化的風氣使他們熟悉外來文化並且不懼怕，本土化的風潮又使他們不自卑自己的出身。他們唱的歌、寫的詩、設計的創作、策劃的活動和課堂上寫的報告，令人大受感動驚為天人的為數不少。這些年輕人卻經常被指責為弱不禁風的溫室花朵，理由是他們沒吃過苦。這種論點表面看似合理但其實相當悖謬，因為這種說法認定優秀的文化與人格必定從貧乏與匱缺中產生。因此這個社會一方面拼命賺錢改善生活條件，一方面卻自暴自棄認定自己養的小孩沒前途。但是，這一批黃金打造的年輕人卻是台灣絕好的未來。中時，2003.07.25

這段話，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到底代表多少意義？對我而言，並不僅僅指出我的成長的過程是從「第三波」到「數位時代」，或是「後工業」現在很肯定說「資訊時代」。只是我想起，我的第一台電腦是386，曾經歷經所謂千禧年危機（我也發現過了千禧年後，跨年倒數幾乎變成不可更動的儀式）至今在這樣的生活速度下，整個時代的驅力想來實在還是不可思議。我印象中當時還有許多冠有第三波的雜誌書籍大張旗鼓告訴我們世界已經改變，網路也逐日從撥接變成寬頻，最近遲來的光纖也終於動了起來。

雖然現在很久沒有人談到大補帖，但是我們的童年幾乎是相當有限地被燒錄其中，例如天安門、東歐與蘇俄崩盤，或是魔力小馬、霹靂貓，或是國內的野百合、杜邦事件，我們的童年沒有感受到過震撼，但是知道這些都發生過。同時本土化又離我們很近，我記得高中的時候中部第一批的台灣文學研究社也不過不到五年的歷史（其他地區是完全闕無），卻在上了大學後本土化成為教育政策之一。但是我更想說的是這短短的十年，其實我們因為短短一兩年的年紀差異或是地區，擁有相當不同的經歷與感受。

例如我們就可以分成聽過電視兒童與沒聽的兩群、例如讀過賴和與沒讀過、例如知道自力救濟或是不知道的，而鄉間與城市的差異更不小於今日，中部的這群年輕人所感受到的也不同於其他地區，我們是紛雜地共存在同一個時代，當我因為天安門不能看霹靂貓，大我好幾歲的少年、少女也許已有能力激憤感受到民主力量，小我幾歲的卻還在吃奶。

就像很久沒有人提起電視兒童，現在都談到泡網咖的或是宅男身上。無寧說是台灣局勢最和平物質最豐盛的一段時期成長，是快速變化的時代。但是有時可惜我們看過、聽過的還是上一代人的努力。曾經上過吳介民老師的課，提及他們當時下鄉到鹿港，或是那段時間的杜邦事件成功趕走德國杜邦，變成台灣環保運動的里程碑，我呢？還不過是個國中生，身處活力的九零年代，哪知道到了大學恰巧碰上社會運動低靡的時候。

我們成長過程經歷過，後冷戰(第二世界瓦解)、日本動漫的反殖民、資訊社會興起、台灣新電影、九零年代社會運動、民主進程（民選、政黨輪替），雖然柯的文字看來令人激勵，身處這幾年封閉的氣息裡，只是已經有發言權的我們有無機會與態度反省？